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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路至偉說 | 從“李約瑟難題”看反向國際化影響化妝品行業變革(一)
    2020.07.04    記者:陳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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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簡介:專家專欄

    【編者按】在和湖畔大學三期班長、高姿及澳希亞董事長陳丹霞女士的交流時,丹霞總認為東耳文傳除了在數據和創意上為用戶和客戶提供幫助外,還應當看到:在行業發展進入新周期的維度里,提供一些有真知灼見和有所啟發的讀書心得,也是東耳文傳能做的有意義的事情,畢竟,在行業規范和有序的狀態下,需要我們從業同仁有更多愿意學習的意愿,也有能獲得知識和啟發的平臺,深以為然!

    恰逢東耳文傳創始人陳敏先生與中國企業兼并重組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上海岱青企業管理咨詢中心董事長路至偉先生是忘年交。路至偉先生長期撰寫管理日志,內容從自身的企業管理經驗、科技創新與變革、其他企業跟蹤分析研究到讀書筆記,積數十年之功,處處閃耀著真知灼見。東耳文傳有幸獲得路至偉先生授權,發表其一篇管理日志:“李約瑟難題”錯在何處?--《繼承與叛逆》讀書筆記。該筆記摘錄了《繼承與叛逆》中最有代表性的觀點,加上了路至偉自己的理解和評點。該日志曾在作者本人朋友圈連續發表,今由東耳文傳整理為完整版并經作者本人校訂,并以《從“李約瑟難題”看反向國際化影響化妝品行業變革》為題一饗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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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約瑟難題”的立意是從國家甚至文化層面,分析中西雙方科技此消彼長及其帶來的國運興衰。而從“李約瑟難題”延伸開來,和當下的中西雙邊的化妝品產業的發展也能映射和切入。中國諸多百年老字號如今大多僅存一口氣,而新興品牌在科技力、品牌力上與跨國品牌也存在不小的差距,如何彎道超車?路至偉先生以“李約瑟難題”思考,并早在2012年提出反向國際化的理論,如今在上海家化、上美、環亞、澳希亞等集團得到成功的驗證。如何反向國際化?其目的和意義何在,且聽路至偉先生的剖析。

    以下為正文:

    1、《繼承與叛逆》作者與序作者介紹

    有幸拜讀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陳方正先生的新書《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長達700多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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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簡單了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作者陳方正先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1939年生于重慶,后移居香港。少讀于香港嶺南中學和圣保羅男女中學,后赴美留學,1962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獲物理學士學位。又深造于Brandeis大學研究院,1966年畢業,先后獲物理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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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方正

    序作者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潛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但并未在燕京大學待多久,當年就離開北京去了香港。從1950年至1955年,余英時在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跟隨錢穆學習。1955年才以無國籍身份到美國,就讀于哈佛大學歷史系,師從哈佛燕京社的漢學家楊聯升。楊聯升是除錢穆外,對余英時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學者。1962年余英時獲得歷史學博士。1974年余英時當選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余英時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但仍然保留了榮譽教授頭銜,定居在美國。2006年11月,余英時 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的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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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

    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一部“體大思精的著作”,對科學史和文化史做出了原創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余英時先生在序言中提到孟子“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的讀書原則,并作了以上推薦。

    2、五點疑惑

    讀《繼承與叛逆》而思,自己在看書之前與看書之后想法會有很大的區別,想問題的思路和角度也在不斷地發生改變,簡單的提出自己的五點疑惑: 一、《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這本書很精致,拿到這本書我就在想,這本書的作者陳方正先生想要通過這本書傳遞出什么樣信息? 二、《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這本書想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 三、對于我們這樣搞經營管理的讀者,通過這本書會有哪些收獲? 四、“李約瑟難題”對當時的影響與今天的影響有什么不同? 五、《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于西方》給予我們有哪些反思?對于當今中國人如何正確看待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科學技術發展方向?

    3、何謂李約瑟難題?

    英國著名生物化學家李約瑟(1900~1995),英國倫敦人,著名生物化學專家、漢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數次來到中國,先后任英國駐華科學參贊,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1946年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28卷冊、《化學胚胎學》《中國科學》《科學前哨》及《中國神針:針灸史及基本原理》等。

    李約瑟先生曾因胚胎發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來他又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貢獻成為權威,并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樣,那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頓這樣的偉大人物都是歐洲人,而不是中國人或印度人呢?為什么近代科學和科學革命只產生在歐洲呢?……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讓歐洲人占了先機呢?怎么會產生這樣的轉變呢?”

    為什么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之謎。

    李約瑟問題其實是:為何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沒有誕生在當時世界科技與經濟最發達繁榮的中國。歐洲經歷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時期,希臘、羅馬的古代典籍也被歐洲中世紀的焚書毀滅,歐洲從阿拉伯帝國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籍復興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同時消化吸收了中華文明的科技與產業、體制與文藝等成就,從而誕生了近現代科技與工業文明——全球化地球文明。

    4、歐洲經歷了約6百年的努力終于徹底超過了中國

    從馬可·波羅游記到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歐洲掀起了文藝復興與研究東方文明。從1643年牛頓誕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機開啟工業革命、1783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歐美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然而,1840年的中國卻進入了鴉片戰爭時期。1840年前后,英國的機器化生產已基本取代手工業生產,1831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電磁感應現象,1847年西門子-哈爾斯克電報機制造公司建立,開啟了電氣化時代。從馬可·波羅的誕生到工業革命電氣化的開始,歐洲經歷了約6百年的努力終于徹底超過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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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門子早期科研成果

    5、誰先走出了現代科技文明?

    《繼承與叛逆》從“李約瑟難題”說起, “李約瑟問題”,即“何以現代科學出現在西方而非中國?”,世紀五十年代,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首卷面世,他以令人震撼的深入研究論證傳統中國有大量科技成果,并且進一步對世界科學發展歷程提出石破天驚的看法。他認為:在公元前1世紀以迄公元15世紀漫長的一千六百年間,中國科技一直領先西方。“李約瑟至遲在1943年訪華時便已堅信: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在十六世紀以前一直是領先西方的,但此后科學在西方突飛猛進,在中國反而停滯不前了。因此他拒絕接受早期中國學人的看法,即科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 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一直被一個問題所困擾:中國古代科技如此輝煌,并不遜色于同時期的西方,是什么原因導致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技文明呢?這個難題引發了無數爭議,愛因斯坦的一句著名評論很適用于此:中國沒能走出這兩步是不必驚奇的,令人驚奇的倒是這些進展居然在西方出現了。

    6、歷史,這樣做了一下判斷

    今天提及“科學”這一概念,我們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現代科學,而不是中國過去的“四大發明”之類。“五四”時代中國知識人熱烈歡迎“賽先生”,也正是因為他代表著西方文化的精粹。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過去并沒有一種系統的學術相當于西方的現代科學并足以與之互較長短。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稍稍檢查一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問題的癥結便無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劃入“自然科學”的總類之中,但以《提要》而言,這三科不但分量較輕,而且處于中國學術系統的邊緣。分析至此,我們必須回顧一下“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基本預設。前面已指出,李約瑟預設中國傳統中的“科學”和西方“現代科學”是同一性質的,不過相比之下遠為“落后”而已。所以他才強調,中國傳統“科學”最后必然匯合于西方“現代科學”之中,如“百川朝宗于海”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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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7、現代科學--“數學化”是其核心途徑?

    這個預設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僅僅空言論辯,問題當然永遠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為我們提供了解答的途徑,即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以后,它和中國原有的“科學”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根據這一歷史事實,我們不必再多說一句話,已可知“李約瑟問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后”的問題。“中國科學”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后和以“數學化”為特征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問題的癥結便在于此:西方科學既以“數學化”為其最主要的特征,則它與中國的科學傳統自始即分道揚鑣。這一巨大差異在中西數學上便有極清楚的表現,本書“導言”已涉及此點。明末徐光啟曾由利瑪竇口授譯出《幾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較中國《九章算術》與西方數學之后指出“其法略同,其義全闕”。

    △九章算術

    陳方正博士歷時多年寫就的這部七百多頁的杰出著作詳細論證了西方現代科學是以兩次科學革命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第一次是公元前四世紀前后畢達哥拉斯學派與柏拉圖學園結合產生的“新普羅米修斯革命”,它開創了古希臘科學,代表性成果是《幾何原本》,形成了以科學與宗教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傳統。前者極端重視數學,萌生了嚴格證明的觀念和發現了嚴格證明的方法而宗教精神則熏陶了矢志不移探索宇宙奧秘的意志。第二次是開創現代科學的17世紀的牛頓革命,代表作是1687年初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它提出了“一整套前所未有的科學觀念、態度、理論和方法,也就是一個嶄新的科學體系”(《繼承與叛逆》第597頁),簡單地說,數學,邏輯,為學術而學術的宗教精神催生了現代科學。“現代科學的出現毫無疑問是通過數理科學,即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的工作獲得突破,而且此后三百年的發展顯示,現代科學的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數學和物理學為終極基礎。”(《繼承與叛逆》第28頁)中國和印度等東方國家的傳統文化根本沒有這樣的傳統,因而不可能產生現代科學。

    編者按:筆記至此,已經漸漸揭露中西方科學發展過程出現差距的一個核心原因:西方以數學和物理學科奠基建立了現代科學體系,而中國(包括印度)在這一環是缺失的,即使政府或皇朝認可的自然科學,也僅是西方科學體系的一部分分支,是旁系。這種基因的缺失,也是中西方科學體系領先與落后、追趕與停滯的主要的基因問題。

    本文作者簡介:

    路至偉,中國企業兼并重組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四十多年的企業經歷,曾直接管理過多家跨國公司、上市公司、民營企業集團。

    路至偉先生擅長企業集團戰略、運營(營運),長期從事企業、品牌的投資、經營和管理。

    路至偉先生目前主要做的四件事:

    (1)持續傳播數十年積累的新實戰管理理念;

    (2)潛心構建“制造數字化時代”的新生意模式;

    (3)專注于成就企業創新轉型、永續經營;

    (4)探求優化戰略以助力產業鏈升級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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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走向未來的路徑選擇——兼議5G時代下的商業變革》

    2019年3月24日路至偉先生演講現場

    路至偉:5G商用化之際,企業面臨路徑依賴和顛覆間的選擇,不妨留點兒思考空間:“科技變革可能損害到某種現有的商業模式,也可能會提高現有商業模式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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